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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著

筆談||陳謙平：民國史研究多國史料的運用與國際化視角

發布時間：2020-09-02 09:51:00

回顧中國大陸地區中華民國史研究40余年的學術發展史，期間經歷了如金沖及先生所形容的從“險學”到“顯學”的歷程。而民國史研究領域之所以能夠從一片荒蕪的處女地被開墾成為百花齊放、生機盎然的生態植物園，海內外民國檔案的開放與利用，首當其功。

由于人類過往的歷史已不復存在，人們通常只能通過前人對當時社會與生活之記載來了解那段曾經真實存在過的歷史。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考古發掘是認識人類社會早期生活的重要手段。自人類發明文字以來，時人的文獻記載（包括泥板、甲骨、紙草、青銅器、簡帛、碑刻等）就成為后人了解古人的重要史料，或許這就是最早的檔案。所以，檔案與歷史研究密不可分，檔案是歷史研究的基礎。

近代以來，尤其是中華民國建立以來，中國已經融人全球現代化發展的體系之中。中華民國處于一個國際化程度非常深的時代，“外國商品、觀念和習慣進入中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全面、深刻”。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分析了英、美、蘇、日對中華民國歷史的影響：英、美主要通過非官方的私人渠道幫助中國政府實施政革；蘇俄則通過援助國、共兩黨來支持社會革命；而日本1931至1945年間對中國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英、美、日、蘇等大國正是通過條約體系來對中國構建現代多民族國家施加影響的。一部中華民國史，既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復興史。在這一進程當中，中國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留下的檔案文獻可謂汗牛充棟。與此同時，西方各國也保存了大量民國時期的文件、電函、報告、文獻、日記、圖片等檔案史料。因此，對民國檔案的利用恰恰是民國史研究繁榮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一、海峽兩岸民國檔案的開放及其對本人的影響

本人于1982年初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學系，隨后留校任教，追隨憲文師從事中華民國史研究。當時，南京大學的民國史研究剛剛起步，我對于利用檔案來研究民國史尚無感覺。1984年，憲文師組織方慶秋先生等8位老師共同撰寫《中華民國史綱》，此計劃得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施宣岑副館長的大力支持。我們獲得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待遇，就是可以到該檔案館集中查閱檔案。我與孫宅巍老師承擔該書解放戰爭時期的撰寫任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查閱了大量原始檔案，如中國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與“黨團合并”、“行憲國大”代表與“總統”“副總統”選舉、國民政府實施“動員戡亂”及其軍事部署、渡江戰役前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部署、金圓券幣制改革及其失敗等。詳實可信的第一手檔案資料為《中華民國史綱》打下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1985年，憲文師率領一批青年教師和博士研究生撰寫《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一書，并為撰寫《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進行資料搜集，該項工作得到了萬仁元副館長的鼎力支持。我們花了數年時間，泡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閱戰史編纂委員會等機構的檔案。本人查閱了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臺兒莊戰役、徐州會戰、豫東會戰、花園口決堤、武漢會戰等檔案，包括作戰計劃，作戰期間蔣介石與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等的來往電報，各集團軍、軍、師、團的戰斗詳報，等等?？梢哉f，上述兩本著作主要是依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史料撰寫的，其學術價值當然很高。此外，我還利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寫了10余篇學術論文。

可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民國檔案為我在民國史研究領域的最初十年注入了動力和活力，這段研究經歷鑄就了我重視檔案史料、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治學風格。

從1990年代起，對于從事民國史研究的學者們來說，非常向往能夠到臺灣地區的檔案機構查閱民國檔案。199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臺灣中國近代史學會于9月1日至3日在臺北召開“慶?？箲饎倮?0周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章開沅先生、王檜林先生、張憲文先生、楊天石先生等31位大陸學者受邀赴臺參加會議。其中包括楊奎松、馬敏、石源華、鄭會欣、何一民、陳紅民、馬振犢和我等一批大陸青年學者。

這是我第一次去臺灣。會議期間，同張玉法、張朋園、李云漢、蔣永敬、陳三井、呂芳上、陳永發等一批臺灣著名學者交流抗戰史研究成果。會后，臺灣的朋友們邀我留下來查閱民國檔案，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去了“國史館”和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查閱資料，由于“大溪檔案”剛從黨史會移交給“國史館”收藏且不能查閱，而“國史館”的其他檔案開放度又不大，于是我選擇在黨史會查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和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檔案。當時上陽明山交通不便，我住在臺北基隆路附近，每天一早趕到位于仁愛路的“中廣”總部門口，乘班車直達“陽明書屋”，接待我的是劉維開先生等老友。當時在山上看檔案的都是歐美學者，且午餐自理。而我這位來自大陸的同鄉備受禮遇，不僅檔案全數開放，自由抄錄，劉維開、林宗杰等每天中午都在內部食堂請我吃飯。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曾經是臺灣地區最重要的中國國民黨歷史檔案的收藏機構。1948年起，蔣介石命周宏濤、俞濟時等人將其個人史料以及國民黨黨、政、軍、經、特各部門重要檔案予以整理后，由軍艦運送臺灣。該批檔案于1949年集中到大溪的頭寮賓館，故被稱為“大溪檔案”。1979年經過蔣經國允許，“大溪檔案”集中于陽明書屋。1995年2月，“國史館”接收“大溪檔案”，并將之改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據說，在1995年以前，只有兩個人看過“大溪檔案”，即梁敬錞與古屋奎二。在移交了“大溪檔案”以后，黨史會的檔案還有黨務會議記錄及組織專檔（包括上海環龍路檔案、漢口檔、五部檔、中央政治會議檔案、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等）、特種檔案與人物檔案（包括總理檔案、總裁檔案以及吳稚暉、李石曾、張群等人的檔案）。2000年3月，由于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失敗，黨史會縮減為“黨史館”，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主要典藏，即“黨務會議記錄及組織專檔”、“近代人物書札”（吳稚輝檔案等）已同臺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完成數字化，在黨史館和臺大圖書館均可線上閱讀。

“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國民政府檔案”“行政院檔案”“外交部檔案”“資源委員會檔案”等原國民政府行政各部門以及閻錫山、汪精衛、戴笠、胡宗南等國民黨高官的個人檔案，對于中國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研究者來講，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從2000年至2017年之間，本人幾乎每年都去臺北“國史館”查閱檔案。那十幾年間，大陸學者絡繹不絕地飛赴臺北，新店大崎角“國史館”的閱覽室里人滿為患?！皣佛^”遂將閱覽室搬到臺北市中心長沙街一段2號，使接待量增加一倍以上。即便如此，面對蜂擁而至的大陸學者，“國史館”仍感到力不從心。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也是大陸地區民國史研究學者必去的查檔地之一。該館收藏了包括清季外務部、民國北京政府外交部和國民政府外交部在內的外交檔案；包括國民政府實業部、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資源委員會（1936—1949）、經濟部（1938—1949）等在內的經濟檔案亦十分完整，均可以線上閱讀和復制。此外，該檔案館還藏有譚延闿、居正、劉峙、徐永昌、趙恒惕、丁文江、朱家驊等個人捐贈的檔案史料，包括來往函電、公文、書信、手札和日記。

不過，在民國檔案開放方面，海峽兩岸的檔案保管機構均存在種種不便。大陸方面對于涉及外交、邊疆、民族、宗教和個人的檔案還有限制。臺灣當局四年前對大陸和港澳地區人士赴“國史館”查閱民國檔案所作的種種限制，更是讓人啼笑皆非。

二、歐美各國與日本收藏的民國檔案概述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后，英國與歐美各國商人、外交官、傳教士遍布大江南北的各個通商口岸，他們構成的情報網絡，成為各國政府了解中國各級政府、市場、商賈、士紳、民眾生活的主要手段。民國時期，由于北洋集團各派系，西南、西北乃至西藏、外蒙古、新疆等邊遠地區的地方實力派均需要西方列強的財政與軍事支持，因而他們同列強各國的關系非常密切。在英、美、俄（蘇）、日、法、德、意等各國檔案館中，我們經?？梢钥吹竭@些駐華外交官同各所在國政府的往來電報，其內容不僅涉及中外關系，且有大量關于中國方方面面的情報，包括他們對于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對外關系、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報告，甚至還有日記、圖片等。此外，歐美各國檔案館、圖書館還收藏了大量民國時期在華工作過的外交官、民國各級政府的外籍顧問、傳教士、商人、教師等捐獻的相關檔案文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避往美國和歐洲各國居住的前國民政府高官，他們生前或逝后將各自保存的檔案、函電和日記捐獻給旅居國的大學或公共圖書館；歐美各國與日本出版的報刊、雜志上也有相當多的關于中國發生的各類政治事件的報道。

現將歐美各國和日本各檔案館和圖書館收藏的有關民國檔案情況簡單介紹如下。

1.英國。英國收藏民國檔案的機構很多。首推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簡稱TNA），該檔案館過去叫 Public Record Office。該館收藏民國檔案最多的是英國外交部（Foreign Office，簡稱FO）。此外，英國首相辦公室（Prime Minister’s Office，簡稱 PM）、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簡稱CAB）、海軍部（Admiralty）、國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陸軍部（War Office）、空軍部（Air Ministry）、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財政部（Treasury）也收藏了相當多的民國檔案。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的開放程度較高，查詢與利用十分便利，特別是英國外交部（FO）的檔案已可以通過在線查詢和閱讀。

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收藏的主要是英屬印度政府政治和機密辦公室檔案（Files of Political and Secret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和印度事務部檔案（India Office Record and Archives，簡稱IOR），以及該館收藏的東方與印度事務部特藏檔案與文獻（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and Re?cords，簡稱OIOC），其內容涉及印度事務部（1858—1947）和緬甸事務處（Burma Office）時期（1937—1948）英國在中印、中緬邊境對西藏、新疆和云南等邊疆領土的侵吞。

英國還有許多非政府檔案館（Non-government Archives），如1990年代建立匯豐銀行檔案中心（HS?BC Group Archives Centre），收藏著匯豐銀行的完整檔案。在費正清先生的說服下，抗戰爆發前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檔案已于1936年從香港運往英國，收藏于劍橋大學圖書館。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的大部分檔案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香港運往英國，現收藏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檔案館（SOAS Archives）。亞非學院圖書館還收藏著晚清民國時期英國各教會在華活動的檔案和英商中國協會（The China Association）的檔案。此外，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英美煙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和卜內門洋堿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檔案都不完整。英美煙公司的部分檔案收藏在英國的煙草遺產文獻圖書館（Legacy Tobacco Documents Library）。這里特別要提及的是，由于英國劍橋大學于1960年設立了丘吉爾學院，所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將他個人的檔案文獻全部捐給了丘吉爾學院，收藏于該學院的檔案中心（Archives Centre of Churchill College）。這部分檔案對于民國史研究非常重要。同時，該檔案中心還收藏了民國時期英國三任駐華大使賈德干（Sir Alexander G. M. Cadogan）、許閣森（Sir Hughe M. Knatchbull-Hugessen）和薛穆（Sir Horace J. Seymour）的檔案。而中國托派領導人王凡西的檔案則收藏在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圖書館。

2.美國。美國國家檔案館、各高校圖書館以及羅斯福、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均收藏為數眾多的民國檔案、文獻與影像圖片資料。位于馬里蘭州的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收藏著豐富的中美關系檔案，其中以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收藏的中美關系檔案最為珍貴。當然，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數字化水平很低，館藏檔案與縮微膠卷均沒有電子化目錄檢索，所以查找資料費時費力，還會有所遺漏。好在美國國務院下轄的歷史學家辦公室（Office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依據來自總統圖書館、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與中央情報局的相關檔案與文獻，整理、編撰和出版了美國外交決策和重大外交活動的官方外交檔案集——《美國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簡稱FRUS）。自1861年以來，這一系列文獻已整理和出版了480個獨立分卷。當然，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中文部亦收藏著豐富的民國史料與文獻，如費正清先生于抗戰時期在重慶、成都、云南等地收集的大后方地區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戲劇等實況紀錄就達5000種左右，已成為專家學者研究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珍貴文獻。

美國各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民國檔案文獻也十分豐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檔案館。胡佛研究所的創始人為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Herbert C. Hoover），由他于1919年捐款在母校建立?，F在該研究所已經發展為世界矚目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心，亦是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外收藏民國檔案最為豐富的檔案館。迄今為止，該館收藏了與民國史有關的美國著名人士——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楊格（Arthur N. Young）、居里（Lauchlin Currie）、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包瑞德（David D. Bar?rett）等捐贈的檔案文獻，還有中國國防供應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Records）及總裁楊門（William Sterling Youngman）的檔案。而對1949年以后來到美國的原國民黨高級官員捐贈的檔案、日記等收藏更多，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白崇禧、黃郛、陳布雷、張嘉璈、顏惠慶、張君勱、曾琦、黃鎮球、張福運、梅貽琦等，還有中國托派領導人彭述之的檔案。2004年底，蔣方智怡女士把蔣介石、蔣經國的日記交由胡佛研究所代管50年，使得胡佛研究所的名聲大震，到該所檔案館查閱檔案的中外民國史研究學者自此絡繹不絕。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是收藏民國史料的又一重地。1958年2月，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東亞研究所主任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教授啟動了他兩年前就設計的中國專題口述史（oral history）計劃。哥大以學校名義邀請孔祥熙與胡適接受采訪，由夏連蔭（Julie How）與唐德剛分別負責。他們先后采訪過李宗仁、蔣廷黻、李漢魂、顧維鈞、陳光甫、陳立夫、張發奎、吳國楨、李璜、左舜生等一大批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留下了一批珍貴的口述歷史資料。該校珍本手稿圖書館（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收藏了顧維鈞檔案（227箱），此外還有張學良、熊式輝、張于鳳至、陳光甫、蔣廷黻、端納、晏陽初等人的檔案。

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也收藏了相當豐富的中國歷史文獻與檔案資料，在中華民國史方面，首推胡漢民女兒胡木蘭捐贈的“胡漢民來往函電稿”和“蔣廷黻檔案”。而該圖書館后來收藏的費吳生（George Ashmore Fitch）檔案對于抗日戰爭史、解放戰爭史、在華傳教士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3.俄羅斯。俄羅斯各檔案館收藏的民國檔案數量龐大。位于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歷史檔案館（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縮寫 RGASPI）原來叫蘇共中央檔案館（Central Communist Party Archives）。該館收藏了包括列寧、斯大林、米高揚、莫洛托夫在內的個人檔案214萬余件，涉及蘇共中央、蘇聯政府及其各部、共產國際等部門。如列寧秘書處的檔案里有越飛（Adolf A. Joffe）1922至1923年從中國和日本發回的政治函件，這些函件對于早年蘇共中央對華政策的決議產生了重要影響。該檔案館也收藏了斯大林于1924至1934年期間寫給莫洛托夫的信函，其中1926至1927年的幾封信，反映了斯大林對國共分裂之際中國共產黨前途的看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檔案中涉及中華民國時期的檔案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1920—1926）與東方書記部（1926—1935）文獻、東方部遠東局（1923—1927）文獻，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馬林（Maring）、吳廷康（Voytinsky）、鮑羅庭（Borodin）、羅易（Roy）、羅明納茲（Lominadze）、洛蜀莫娃（Razumova）的個人資料以及他們同遠東局的往來函件與來自中國的報告，還有在中國的政治、軍事顧問們關于中共和國民黨活動的情況報告書，等等。而共產國際檔案中收藏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Dimireov）1934至1943年期間的檔案文獻最為精彩，期間關于中國問題，他同斯大林有大量的書信往來，還有跟毛澤東的通信以及西安事變時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

莫斯科的俄羅斯總統檔案館收藏有蘇共中央高層次的重要史料，尤其是斯大林的檔案文件。如斯大林關于中國問題的批示、斯大林與蔣介石等中國領導層的往來電報與書信等文獻。俄羅斯外交部檔案館（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chives）收藏著20世紀20至40年代蘇聯政府同國民政府關系的大量檔案文獻。此外，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與研究中心（Russian Center of Conservation& Study of Records for Modern History）與俄羅斯當代文獻收藏中心（Storag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Docu?mentation）均藏有大量涉及中蘇關系的檔案，如1944至1949年蘇共與中共關系檔案文獻、1944至1952年蘇共對中共政策文獻等。

由于各種原因，俄國檔案機構收藏的中蘇關系、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的檔案不易查閱。特別是對于曾在蘇聯中山大學（1928年改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進行培訓或留學的中國人的檔案資料，由于涉及隱私，其保密期限為 75年，只有當事人或當事人的直系親屬或其委托人才能夠查閱此類檔案。

4.日本。日本收藏的民國檔案更多。一般來說，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為民國史研究學者常去的檔案機構。而該館出版的《日本外交文書》（1869—1945）已有210冊之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中心是研究抗日戰爭史的學者們經常光顧的檔案機構。該研究中心的戰史研究中心史料室藏有陸軍檔案，包括《大日記》（為陸軍省編輯的機密/普通往來文獻匯編），目前保存有從1868年至1942年的日記，共約8000冊。該日記1942年以后的部分在二戰結束前被銷毀；“一般資料”共50000冊。其中較重要的有“大本營陸軍部命令”（大陸命）、“大本營陸軍部指示”（大陸指）、“機密作戰日記”、“御前會議議事錄”等。該中心海軍檔案中原先收藏的“機密公文”已被全部銷毀；“公文備考”（即海軍部普通往來文件匯編）現存1868至1937年部分約計10500冊。而 1937年以后的文件已被銷毀；“一般史料”約有25000冊，以“戰斗詳報”、“戰日志”為主。日本海軍的很多檔案被美國接收，目前還留存在美國。該中心還藏有海軍軍令部史料。在個人檔案方面，該中心藏有近衛文麿、石原莞爾、宇垣一成、本莊繁、磯谷廉介、畑俊六、今井武夫、多田駿等人的檔案，包括書信、報告、日志、回憶錄等。此外，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亦收藏著內容相當豐富的涉及民國歷史的檔案與文獻資料。而汪偽政權駐日大使館檔案、東京振武學校資料、中國通搜集的資料均收藏在東洋文庫。

5.法國。法國收藏的有關中華民國史的檔案與文獻資料非常豐富。位于巴黎的有法國國家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法國外交部檔案館（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a Franc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法國國防部檔案館（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與法國國家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等。此外還有位于南特（Nantes）的法國外交部南特外交檔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這幾年，由于美國重返印太地區戰略的執行，中國南海主權不斷遭到美國以及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挑釁，而南海問題的始作俑者是法屬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因此許多中外學者前往法國外交部和位于艾克斯（Aix）的藏有法國殖民地部（Ministère des Colonies）檔案的法國國家海外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 fran?aises d’outre-mer）查閱資料，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不斷涌現。

三、多國檔案史料綜合運用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化視角的形成

傳統的實證主義歷史觀認為：歷史是客觀的，歷史研究的目標是尋求歷史真相，客觀地復原真實的歷史。蘭克（Leopold von Ranke）堅決反對“根據某種理論或抽象原則概括歷史”，認為“史學家的理論前提和主觀意圖只能妨礙史學家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根本不存在客觀的歷史，所有歷史都是主觀構造的歷史。歷史真相無法尋找，更不可能完全復原真實的歷史。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認為歷史學應該介入現實，用建構主義的方式重新思考歷史學的本質。

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蔽艺J為，實證研究則是歷史研究的基礎，論從史出，“無史”則“無論”。不注重史實就匆匆下結論，這種結論只能是“空中樓閣”。史學理論固然非常重要，但在歷史事實尚未清晰的情況下，得出的理論只能是謬論。每個人的歷史觀必然存在不同的認知，但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畢竟是真實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系統地、詳實地發掘史料，研究史料，則我們就無法展現出人類社會整體的發展歷史。對于民國史研究來說，尤為如此。所以說，系統的史料并不是碎片，東拼西湊的零碎史料才是碎片，而系統地掌握史料則是民國整體史研究的基礎。歷史發展當然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存在，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深受西方不平等條約體系的約束，深受西方價值觀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但中華文化又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傳承和獨特的價值體系。所以，中華民國史研究應該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進行研究。如果我們在浩瀚的檔案史料中任意選取毫無關聯、支離破碎的史料，并按照研究者的奇思異想，用這些史料進行“建構”，就可以“把這堆材料建構成一座大廈（史學體系）”嗎？

一段時間以來，學界對西方的民國史研究到了近乎于崇拜的地步，言必稱美英。我在15年前就說過：“用‘領先’或‘落后’之類的詞句來表達海內外中華民國史研究的異同或許并不貼切。差距固然存在，但隨著中國學者思想禁錮的解除、資料占有上的全面、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和理論視野的拓展，國內也涌現出一批出類拔萃的中青年學者，這種差距越來越小?！?/section>

汪榮祖先生最近撰文，批評了包括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和新清史學者群——羅友枝（E. Rawski）、柯嬌燕（Pamela Crossley）、歐立德（Mark Elliot）等在內的美國學者對中文史料的誤讀、曲解、扭曲、概念偏差等六大問題。這值得我們警醒。

當然，歐美學者中不乏精通中華歷史與文化的著名史學家，如費正清、韋慕庭、孔復禮（Philip Alden Kuhn）等。英國劍橋大學著名歷史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n Ven）教授以系統運用檔案文獻研究民國史而著稱。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在哈佛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從朋友到同志：中國共產黨的建立，1920—1927》時，由于他是荷蘭人，能熟練運用收藏在荷蘭檔案館的馬林檔案，在共產國際檔案尚未解禁的當時，對于人們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全新的史料。從1990年至2008年間，他先后奔波于南京、臺北、倫敦和舊金山，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和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收集了大量的中英文檔案資料。尤其是他與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作，將收藏在該館的中國海關檔案制作成縮微膠卷出版。近年來，他先后出版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戰爭中的中國：新中國出現的勝利與悲劇》等有影響的學術專著。

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大陸也涌現出一批利用各國檔案史料，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

在搜集俄、美所藏中蘇與中美關系史料方面，沈志華教授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編譯出版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34卷）《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俄國解密檔案：新疆問題》等均是研究中蘇關系史的重要史料。楊奎松教授運用海峽兩岸、前蘇聯和美國收藏的相關檔案，先后寫出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關系（1920—1960）》《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后國共談判實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研究》《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等學術專著，在中共黨史、國共關系史、中蘇關系史、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關系史等研究領域均做出杰出貢獻。沈志華與楊奎松合編的8卷本《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亦是研究戰后至冷戰時期的重要史料。

馬敏教授很早就致力于運用中外檔案史料從事中國近代史和民國史研究，他先后在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和英國牛津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查閱檔案與文獻，出版了《商人精神的嬗變：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商人觀念研究》《基督教與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牛津藏馬士曼文獻及其相關學術研究述論》，在辛亥革命史、中國商會史、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領域做出重要貢獻。

最值得一提的是，吳景平教授從事中華民國史和財政金融史研究，其中對宋子文的研究可謂學界第一人。長期以來，他致力于宋子文與民國財金檔案的收集，足跡遍及海峽兩岸與美國。暑假期間，他多半待在臺北“國史館”或是美國胡佛研究所檔案館閱覽宋子文及民國財金檔案，出版了《宋子文評傳》《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與戰時中國（1937—1945）》《抗戰時期的上海經濟》《上海金融業與國民政府關系研究》等學術專著。

作為英國學術院王寬誠獎學金（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ships）的獲得者，本人于1992年2月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學術訪問，期間花了三個月時間待在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查閱檔案，自此開始了我中英關系史的研究生涯。我的博士論文《抗戰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就是起始于在英國國家檔案館和大英圖書館搜集的大量相關檔案和英美學者的研究成果。不過，由于中國大陸涉及邊疆的檔案不能查閱，而我又不愿意僅僅依靠英國單方面的檔案，因此博士論文的撰寫陷入停頓。從2000年開始，臺北“國史館”的涉藏檔案全部開放，我遂于2000年和2002年兩度赴臺，在“國史館”閱覽室將國民政府外交部就西藏問題同英國交涉的相關檔案全部復制，用這些檔案與我在英國查閱的資料相互印證，我中斷多年的博士論文得以延續，并在英國對藏東南領土的侵略和擴張、熱振與中國國民黨的關系、西藏革命黨與中國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好評。

我那篇在國內外贏得好評的學術論文《論“紫石英”號事件》也是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接觸到相關檔案后開始撰寫的。由于無法利用中央檔案館的檔案，這篇論文也無法完成。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為紀念解放軍渡江戰役，中央檔案館收藏的關于“紫石英號”事件的部分檔案得以提前公布。用這些毛澤東、周恩來與總前委的電報同英國的檔案相互印證，使我的論文得以圓滿完成。

相較于西方學者在中英西藏交涉和“紫石英號”事件問題上發表的研究成果，由于運用了中英雙方的檔案，我的結論就更加接近于歷史真相，對于打破約定俗成的傳統見解，實事求是地解讀歷史起了積極的作用。

而即便是蘭姆（Alastair Lamb）、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和墨菲（Malcolm H. Murfett）等比較客觀的英美學者，由于他們沒有利用中國方面的檔案資料，他們的論述常常自說自話，或對于史實的描述不夠客觀。例如戈德斯坦不懂中文，所以他將英印警方在噶倫堡破獲的西藏革命黨事件誤認為是一個單純的旅印藏人革命組織，從而忽略了該事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環節，即西藏革命黨同中國國民黨的關系。筆者在臺北“國史館”發現了有關中國國民黨同西藏革命黨關系的檔案。這些檔案表明，西藏革命黨同中國國民黨存在著組織上的隸屬關系；西藏革命黨事件反映出國民黨在旅印藏族僑胞中宣傳三民主義、發展組織、加強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響力的事實。又如，墨菲論著的最大弱點在于他無法利用中共方面的檔案資料，因而他本人根本無法了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紫石英號”事件的態度與政策的轉變。他甚至武斷地認為“紫石英號”護衛艦之所以能夠逃出長江是一個奇跡，是該艦艦長將“紫石英號”偽裝成商船、“沉著應戰”的結果。殊不知，中共中央向沿江部隊下達的“不予攔截”的密令才是該艦得以逃脫的決定因素。

在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的民國史研究，必須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國際化視角來源于史料運用的國際化，必須有各國的史料來支撐，所以民國史研究的史料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本身。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延續性和整體性體現在其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不是孤立的，并不完全是政治與社會內卷化的結果。實際上，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的每個階段都同國際化的影響密不可分。早在1997年，柯偉林就提出了用國際發展的視域來觀察近代中國發展的觀點，他認為國際化的影響“徹底穿透于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他一直倡導用國際化視角研究現代中國，并指出近代以來中國國際化并不完全是西方“施加給中國的”，而是中國和世界“相互作用的結果”。

四、海外珍藏檔案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與出版

由于歷史的原因，改革開放初期，研究中華民國史的學者們很少有人能夠系統地運用歐美、日本以及臺灣地區的檔案與文獻資料。當然，那時中國不富裕，工資收入偏低、研究經費拮據、國家派出人員向理工醫農傾斜、出國簽證困難、語言障礙等等，這些都是造成文史學人出國出境不便的原因。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研究經費的大幅度增長，21世紀以來，學者乃至博士研究生出境、出國訪問進修與查閱史料已非常普遍。

近十年來，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資助下，一批學者赴海外檔案館和圖書館搜集民國檔案與文獻，并進行整理和出版，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深入。

由張憲文先生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總計72卷、4200余萬字。其編譯團隊110余名教師分赴海峽兩岸、美國、日本、英國、德國、俄國、丹麥、意大利的各種檔案館、圖書館和民間收藏機構進行檔案文獻、圖書報刊的搜集、整理、翻譯和編輯，歷時10年，涉及中、英、日、德、丹、意、俄等多種文字，其中三分之二為此前少見的重要文獻。該史料集不僅注重價值判斷，更注重實證研究，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入，使我國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立于國際前沿。

由于吳景平先生在宋子文研究領域的卓著貢獻，宋子文長女馮宋瓊頤女士特別授權，宋子文檔案由吳景平教授負責整理并將之數字化。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資助下，吳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對65盒38000多份文件共7萬余頁檔案進行掃描、翻譯與數字化。經過十余年的辛勤工作，《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檔案數據庫》于2019年3月以優秀結項，已正式投入使用。

從1996年起，經過陳紅民教授的不懈努力，由其輯注的《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哈佛燕京圖書館學術叢刊第四種）于2005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而由陳紅民和傅敏編輯的24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第九種）則于2015年6月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

2013年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姜良芹教授致力于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費吳生（George Ashmore Fitch）檔案”的整理工作，為時6年。該項目得到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的資助，其研究成果《國外有關中國抗日戰爭史料整理與研究之三——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費吳生檔案》已經于 2020年4月通過結項，其41冊書稿《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費吳生檔案》將于2020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

《釣魚島問題文獻集》由南京大學張生教授主編，其研究團隊在美、英、日及海峽兩岸搜集了大量檔案和文獻，內容十分豐富。該文獻集共計10卷433萬余字，已由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此外，由張生教授及其團隊承擔的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項目《李頓調查團檔案文獻集》（21冊）已經完成結項，其第一輯14卷已于2020年5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海外近代中國珍稀文獻搜集、整理與研究”工程于2012年啟動。近8年來，該所在境外收集、復制、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稀見檔案文獻，為中國近代史暨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拓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迄今為止，該所已經收集的檔案文獻有：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約120萬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檔案（約40萬頁）；包括蔣介石、黃郛、張發奎、熊式輝、譚延闿等重要民國政治人物在內的民國政要日記（10余種）；嚴家淦“總統”檔案（14萬頁）；陸征祥檔案；俄羅斯檔案館藏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約15萬頁）；美國國家檔案館藏二戰時期遠東、太平洋戰場照片（2.3萬余張）；日本戰時資料（包括畫冊、照片、地圖、圖書等）；顧維鈞檔案（17萬余頁）；李頓國聯調查團檔案（3萬余頁）；滿鐵調查局有關近代中國調查資料日文檔案（約600萬頁）；閻錫山檔案（約100萬頁）等。

2016年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局牽頭，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百度云承辦的“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建立。在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的資助下，迄今已經取得了重要成果。該平臺收錄的1949年以前的各類文獻達1500萬頁以上，且所有文獻均可免費檢索與閱讀。

衷心期待民國史研究的檔案搜集與整理進入大數據時代，期待民國史研究理論和視角能夠為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智慧。

原文載于《民國檔案》2020年第三期，注釋從略。轉自微信公眾號“民國檔案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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